第32个“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活动于4月15日至21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今年的主题是“早防早筛早治，同心携手抗癌”。

从抗癌产品的研发端看，肿瘤治疗领域正经历一场更深层的变革：一方面，肿瘤治疗正从传统的“延长生存”加速转向“精准控制甚至追求治愈”，免疫治疗、靶向治疗、ADC（抗体药物偶联物）、双抗以及细胞与基因治疗（CGT）等新模态不断刷新管线版图；另一方面，创新药研发的成败，也不再仅仅取决于有没有好的靶点，而更加注重能否在临床更早阶段就完成患者分层、终点设计以及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体系的系统搭建。

近日，精鼎医药多位高管提到，过去肿瘤研发更多依赖大样本、广覆盖的验证逻辑，但如今早期研究的重要性显著提升，试验设计正从“大而全”转向“少而准”；与此同时，“中国资产+全球临床”的趋势愈发明显，中国也正从跨国药企眼中的单一市场，转变为全球创新链条中的关键节点。对中国创新药企业而言，这既意味着肿瘤管线迎来新的出海窗口，也意味着临床开发能力本身正在成为决定资产价值兑现与否的分水岭。

未来肿瘤治疗有望实现“彻底治愈”

在肿瘤治疗领域深耕超过30年的精鼎医药首席医疗官Charlotte Moser见证了整个行业的颠覆性变迁。她指出，过去30年最重要的两大变化，一是人类学会了如何利用并激活自身免疫系统来对抗肿瘤，二是对肿瘤异质性的认识显著加深。

“过去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在感染性疾病中，比如细菌或病毒进入人体后，免疫系统可以有效清除病原体并帮助身体恢复健康，但在肿瘤中却无法发挥同样的作用。”Charlotte Moser解释道，随着研究深入，业界逐渐认识到肿瘤细胞能通过分泌细胞因子等方式抑制免疫系统。基于这一认知，旨在重新激活免疫功能的免疫疗法应运而生。

另一项关键的变化，是医学界逐渐认识到肿瘤本身具有高度异质性，肿瘤不再被视为单一疾病，而被进一步拆解为多个分子亚型与不同机制驱动的疾病集合。

Charlotte Moser以乳腺癌为例指出，30多年前临床研究往往把其视作一种疾病处理，但现在临床上已清楚认识到，乳腺癌不同的亚型在致病机制和治疗方式上都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必须采用不同治疗策略。对肿瘤高度异质性的理解也催生了靶向疗法，它能将药物精准递送到病灶，提高疗效的同时减少对正常组织的损伤。

这一变化也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ADC、双抗、TCE（T细胞衔接器）、核药以及更多新型药物模态不断涌现。这些先进疗法正推动治疗理念从“延长生存”向“追求治愈”转变。

精鼎医药副总裁、细胞和基因疗法全球负责人Chris Learn表示，以CGT为代表的前沿疗法为一些难治性疾病带来了真正的治愈希望。过去医学界很少轻易使用“治愈”一词，但现在已有部分基因疗法数据表明，患者在治疗五年后、无需持续后续治疗的情况下，仍可保持无疾病状态，这至少提示了“一次治疗、长期获益”的现实可能。

CAR-T（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近年来在国内临床实践中获得了一定认可，但这类产品由于“一针百万元”的高昂定价始终未能进入基本医保目录，如果仅靠自费，大多数患者只能“望药兴叹”。

从商业化兑现的角度看，CAR-T在国内的处境仍显尴尬。以国内两家专注于CAR-T的上市药企药明巨诺、科济药业为例，财报显示，药明巨诺旗下倍诺达（瑞基奥仑赛注射液）尽管已上市多年，但其去年的销售收入也仅有2.19亿元，这一体量并不算高；科济药业去年实现收入1.26亿元，主要来自赛恺泽（泽沃基奥仑赛注射液）累计从合作方获得的218份有效订单。

更进一步看，由于制备流程复杂，CAR-T的商业模式还面临另一重压力，即其盈利能力并未呈现出大部分创新药常见的高毛利特征。药明巨诺在积极提升运营效率后，其去年的产品销售毛利率提升到了50.9%的水平，科济药业去年毛利为7994.8万元。与不少成熟创新药动辄90%甚至更高的毛利率相比，难言可观。

上述困境也在倒逼国内CAR-T企业转变经营思路，例如科济药业正在持续开发多款通用型（异体）CAR-T产品，以期降低成本，增加CAR-T疗法的可及性。此外，in vivo（体内生成）CAR-T是免疫治疗领域的另一项前沿技术，近年来市场热度逐渐攀升。

Chris Learn认为，外界常把讨论聚焦于自体CAR-T、异体CAR-T还是in vivo CAR-T谁会成为“下一代答案”，但从本质上看，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形式之争，而是谁能带来持久、稳定的临床疗效。Chris Learn强调，就现阶段而言，自体CAR-T虽然仍面临成本与可及性问题，但它至少已经被证实有效；相较之下，异体CAR-T或是in vivo CAR-T在全球范围内尚未取得真正的后期临床成功，整体数据也还不够稳健，仍处于较早研发阶段。

研发重心前移至早期临床

一直以来，肿瘤药物研发都被视为创新最活跃、资本最密集的赛道之一，但也是临床试验失败最频繁的领域之一。

根据BioMedTracker的一项研究，2023年新药总体批准可能性（LOA）只有6.7%，也就是说，每100个进入临床1期的研究，最终只有6.7款产品获得了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监管批准。横向对比来看，肿瘤学产品的临床开发成功率也处于偏低水平。相关数据显示，在各大治疗领域中，血液学产品开发的成功率最高，达到19.1%，而肿瘤学产品的上市可能性为4.7%，仅高于呼吸系统产品，位列倒数第二。

Charlotte Moser反复强调，当前肿瘤药物研发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早期研究的重要性显著提升。过去的开发逻辑，更多依赖后期大样本试验来“验证答案”；而今天，行业越来越希望在更早阶段、用更少的患者样本，就尽快判断一个药物是否安全、是否有效、对哪些患者真正有益，以及潜在风险在哪里。

这种转向并非偶然。一方面，新模态药物大量出现，靶点风险、机制风险显著增加，若仍沿用过去“大而全”的试验方式，失败成本将十分高昂；另一方面，随着疾病分层越来越细，很多项目面对的本就是更窄、更精确的患者人群，不再适合用传统海量样本去“广撒网”。

Charlotte Moser举了一个直观例子：过去一项乳腺癌研究可能会纳入5000名患者，但今天，研究者更倾向于先识别出最可能对该疗法产生反应的细分患者亚群，在更小规模的人群中完成初步判断。背后的逻辑，是药物本身要更精准，患者人群定义也必须更精准。只有二者同时做到精细化，临床失败率才有可能下降。

对CGT而言，这种复杂性还会进一步放大。Chris Learn表示，CGT之所以被称为“先进疗法”，正因为其开发逻辑与传统小分子、单抗药物明显不同。CGT产品的临床试验设计在广度、方案范围以及整体复杂度上都显著更高。据Chris Learn观察，CGT产品的临床文件中EDC相关部分的内容量，往往比传统药物研究要多大约50%。这也从侧面说明，这类疗法需要更多的解释、更充分的数据支持以及更详细的论证。

“此外，在基因治疗中涉及的碱基编辑、启动子修饰等，都可能对人体的基因编码产生长期甚至永久性的影响，包括DNA序列及核酸结构层面的改变。”Chris Learn指出，对这些长期影响的评估，需要更多的数据、更深入的研究以及更系统的验证。

中国正成为全球创新引擎

近年来，“中国资产+全球临床”的模式持续升温，中国在全球新药研发格局中的角色定位已发生根本性转变。

精鼎医药高级副总裁、亚太区企业战略负责人兼中国区负责人郑唯玲观察到，最早，跨国药企更多将中国视为销售已上市产品的重要市场，因此主要在中国开展注册性研究或桥接试验。随后，中国逐渐被纳入全球同步开发体系，参与MRCT（多区域临床试验）。到了最近几年，中国之于跨国药企（MNC）的意义，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销售市场，而是正加速转变为全球创新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在“Create with China”（与中国共创）的新趋势下，MNC都希望利用中国的基础设施和研发能力来加速创新。郑唯玲援引的数据显示，在药物发现阶段，中国的研发推进速度大约可达到海外的2至3倍，同时可节省60%至70%的成本；进入临床开发阶段后，相关项目的患者招募速度也可提升约2至5倍，成本最多可降低一半。

与十多年前相比，中国本土创新药企的创新质量已有显著提升，从“me-too”（跟跑）“me-better”（并跑）为主，发展到如今大量涌现“first-in-class”（领跑）的潜力项目，这为中国资产走向全球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机会之中也有遗憾，郑唯玲提到，去年全球约30%的创新药资产来自中国，license-out（对外授权）占比也相当不错，但其中相当一部分资产仍在临床前或非常早期阶段就被对外授权，甚至有的项目在只完成中国临床后便对外输出。这一模式有助于企业快速回笼现金、缓解融资压力，却也意味着部分资产尚未进入全球后期开发或注册阶段便被卖出，其商业价值并未得到充分释放。好在，2025年开始融资环境有了明显改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国内药企倾向于自主开展全球多中心的早期临床和后期临床，从而最大化资产价值。

郑唯玲指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希望自主推进全球临床，这就要求它们不仅要有早期科学严谨的数据，还要理清FDA、EMA（欧洲药品管理局）、日本、英国等不同监管体系的要求，并在这些监管框架下完成临床终点选择、受试者招募等。

“从执行层面来看，中国在临床试验患者招募方面通常相对更高效，但在海外则会面临不同挑战，例如如何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以及如何高效地招募并持续维护与受试者的关系，这对于临床试验的顺利推进非常关键。”郑唯玲强调，因此无论是早期临床还是后期大规模临床试验，都需要具备非常强的本地化运营经验，以及对全球不同体系的深度理解和执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