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山·那茶·那人

——四川雅安红星镇首个百名茶农人物主题纪实摄影记事

陈默

在中国西南重要鲜叶集散地之一的雅安红星镇鲜叶市场，我连续三天，把镜头对准了一群被茶叶裹挟一生的“行走的树叶”。

因为，这些“行走的树叶”，藏着中国最滚烫的人间烟火和被岁月刻满年轮的脸庞。

他们背着满篓鲜叶，在人群里或缓或急挪动着，远远望去，像一片片行走的树叶，游走在蒙顶山的茶垄里。

雅安的春天，是从蒙顶山脚下的茶市苏醒的。

名山区，三十九万亩茶园。一个数字，读出来只需要一秒钟。把它换算成另一种语言——那是七万八千个家庭、超过二十万茶农的生计所系，是中国绿茶产量第一县的血脉根基。红星镇，名山茶区最早开采的地方，四万五千亩茶园年吐出一千七百万公斤鲜叶。这些数字很重，重到足以压弯任何一个试图读懂它的人的脊梁。

每年二三月间，名山区红星镇的茶农们便迎来了最忙碌的季节。名山区拥有39.2万亩茶园，75%的人口从事与茶相关的职业。红星镇是全区春茶开采最早的地方，全镇茶园面积达4.5万亩，鲜叶年产量预计在1700万公斤以上。而这里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红星镇鲜叶交易市场与双河鲜叶交易市场——它们就像两个巨大的心脏，将茶农们的汗水与希望汇聚、流转，再输送向远方。

但我来，不是为了这些。我来，是因为有人告诉我，每天上午十一点，红星镇双河鲜叶交易市场的铁门前，会准时出现一种奇观。

我看见了。

但我认为，那不是奇观，那是一种比奇观更接近本质的东西。

铁门拉开的瞬间，人群像潮水涌入。几百只背篓在阳光下晃动，墨绿色，深浅不一，从空中看，像极了荷叶被风吹到了一处。网上有人管这叫“行走的抹茶蛋糕”，滤镜一加，确实治愈。

可我的取景器不撒谎——每一只“荷叶”下面，都压着一个人。

他们的背是弯的。不是那种城市人久坐导致的佝偻，是另一种弧度。长年累月俯向茶树，脊柱记住了那个角度，再也回不到笔直。

他们的手指是绿的。茶汁渍进指甲缝，洗不掉，像大地给的一枚印章。有人把手摊开给我看，掌心的茧子厚到能听见指甲划过时的沙沙声。

他们的脸，是雅安春天的另一种颜色。不是茶园的新绿，是土陶碗内壁的那种釉色。日头一年一年地烧，烧成了这种沉沉的褐。

一、茶市开市：一场流动的“绿色盛宴”

上午十点刚过，双河鲜叶交易市场门口便已人头攒动。茶农们从骑龙村、金鼓村、白墙村等周边村庄陆续赶来，或骑着摩托车、三轮车，或背着圆润的竹篓，或提着鼓囊的编织袋，满载着还挂着露珠的鲜嫩芽叶。

当十一点的铁门准时拉开，数百名茶农蜂拥而入——从空中俯瞰，一个个绿色小背篓如荷叶般在市场中涌动，场面蔚为壮观。可只有走近了才体会得出，这份壮阔里，有的是熬出来的疲惫。

下午一点，红星镇鲜叶交易市场接力开市，迎来第二波交易高峰。两大市场轮番上演着春茶交易的“接力赛”，茶农们或背着竹篓，或提着编织袋，将一上午的采摘成果依次摆放，等待茶商们的挑选。

交易区内，鲜叶按纵列整齐排列，茶商们穿行其间，老练地将手插入鲜叶深处，抓出一把仔细查看色泽和形态，再凑近鼻子闻一闻气味，与茶农询价、议价。谈妥后，称重、计价、转账一气呵成。一位茶农看着手机里的到账消息，笑着告诉我：“今天卖鲜叶收入900多元，心里特别踏实。”另一位茶农则兴奋地说：“我卖了1286元钱，很满意了。”对于这些茶农来说，春天就是实实在在的“金叶子”变现的季节。

在我看来，这场看似热闹的绿色盛宴，从来不是风景，而是茶农们用一整个春天的辛劳，换来的生存与希望的底气。

二、茶农群像：岁月在他们脸上刻下了什么？

作为摄影师，我在取景框里看到的，远不止那些光鲜的数据和热闹的场景。

我分明看见，每一片带着露珠的鲜叶背后，都托着一张被岁月狠狠雕琢的脸，那是被阳光晒透、被风霜磨平、被辛劳刻满年轮的脸，藏着最朴素的坚守，也藏着让人心疼的人间真实。

这不是一场诗意的奔赴，而是用汗水换来的生计奔赴。

于是，在等待开市的队伍中，我一次次摁下快门，也一次次感受到内心复杂的情绪。

那些挤在铁门前的面孔，肤色无一例外地黝黑，那是常年在茶园里被日头亲吻留下的印记。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还没照进山谷，他们就已经在茶垄间弯腰低头，重复着千万次的采摘动作。

一位老茶农告诉我，采茶是个与气温赛跑的活，气温一升，嫩芽一夜之间就能萌发寸许，采慢一天，鲜叶的品级就掉了。所以天不亮就得上山，中午赶着卖茶，下午又得回园接着采。

茶农的时间，就这样被茶叶绑架了，一年中最美的春天，他们却无心欣赏。

我的镜头里，一位头发花白的大姐蹲在地上，把刚采的鲜叶从编织袋里小心翼翼地捧出来，摊开让茶商验货。她的手背粗糙得像老树皮，指缝里嵌着洗不掉的茶汁绿渍，但眼神却格外专注——那是对自己劳动果实的珍视。

还有一位大爷，皱纹从眼角炸开，像雅安的山路，一条一条蜿蜒曲折，通向太阳穴，眉骨上的皮肤被晒得发亮，但他背脊挺得笔直，背篓里的鲜叶满满当当，站在人群里像一棵老茶树。当茶商报出价格的时候，他咧开无奈的表情，露出几颗缺了的牙，看着我喃喃自语：“这几天的行情太低了，囊个办嘛。”那一瞬间，我按下快门，却觉得眼眶有点发酸。

茶农的脸上有收获的喜悦，也有卖不出理想价格的无奈，但更多的是一种沉默的坚韧，一种被日复一日劳作驯化出来的平静，让人既敬佩又心疼。

茶农的时间，是被茶叶牢牢困住的；他们的青春，是被茶垄悄悄偷走的。

三、摄影师的内心独白：致敬那些无法被镜头完全表达的东西

作为摄影师，我承认自己是带着某种猎奇目的“闯入”来到这里的。

当我用无人机俯瞰那片“绿色荷叶”流动的壮美画面时，我知道网友们会为这份治愈系美景点赞。

但我也敏锐地发现，镜头里那些看起来诗意盎然的画面背后，是茶农们凌晨四点半的闹钟、被露水打湿的衣裤、被茶树枝划伤的手臂以及年复一年被紫外线灼黑的皮肤等等特征的聚集体。

我拍下一位大姐数钱的画面，她的手抖得厉害，但嘴角是上扬的。那一刻我想起一个数据：红星镇茶产业助农人均增收1000元以上。这1000元，对于城里人来说可能只是一顿饭钱，但对于这里的茶农而言，是日复一日弯腰采摘、与时间赛跑换来的全部。

我也拍下了一位年轻母亲的背影。她的背篓已经空了，我从侧面看到她的眼角，细纹已经爬了上来——她大概不过三十出头，却被农活过早催老了一轮。那一刻我心里涌上来的，是敬意，也是不忍。敬意在于，她用自己的双手，撑起了这片土地上最古老的质朴传承；不忍在于，她的青春、她的容颜、她的时光，都无声地融进了这一篓篓鲜叶里，被运往远方，变成别人茶杯里的一缕清香，却无人知晓她的名字。

还有太多让人破防的瞬间：

有人用围腰当作背篓的封口，将四个角系好后，既能遮阳又能防止茶叶溢出，然后驾驶摩托车平稳地行驶在去往市场的道路上。有人把婴儿绑在背上，一边哄孩子一边跟茶商讨价还价。有人一路扁担顺着铺满石坎的小渠挑茶而来时，膝盖上沾着茶园的红泥，裤脚被露水洇湿了一大截。也有人卖完茶，蹲在市场角落啃着从家里带来的冷馒头，就着一瓶白水，吃完便匆匆往回赶。

他们的脸上，有收获的短暂喜悦，更多的是被岁月练就的沉默。

那是一种被生活打磨后的平静，不抱怨、不诉苦，只是默默低头劳作，用双手扛起生活的重担。让人满心敬佩，又万般心疼。

本该是风华正茂的年纪，茶农们却被过早催老，青春、时光、容颜，一股脑全都融进一篓篓鲜叶里。这些鲜叶被运往远方，变成杯中清香的茶汤，被众人细细品味，可从来没有人知道，这缕清香背后，是一个个平凡者被时光辜负了青春之后，默默的付出。

我带着闯入者的愧疚，不断按下快门。

仅管我知道，镜头能定格画面，却拍不尽他们的辛劳；能记录喜悦，却装不下他们的心酸；能展现壮美，却道不尽他们藏在心底的苦与甜。

四、镜头之下：我拍下茶农，却藏不住不安与敬意

是的，更多的时间，我在市场里关注的是茶农的表情。

不是为了记录辛苦的瞬间。他们早就不会为辛苦皱眉头了，只会用沉默的、被驯化的专注迎接辛苦。而且，所谓的辛苦，在他们的内心，像与土地签有终身契约的人一般，都是在履行条款时的理所当然。

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蹲在角落，从编织袋里把鲜叶一捧捧掏出来，摊平。她的动作极轻，轻得像在给婴儿掖被角。旁边有人告诉我，她是凌晨三点上的山，头灯用了两节电池才撑到天亮。她的膝盖上沾着红泥，裤脚湿到小腿，那是露水——蒙顶山的夜雾有多重，只有茶农的膝盖知道。

还有个更年轻的，背上绑着一个婴儿。孩子睡着了，脑袋歪在一边，口水流到她汗湿的衣领上。她一边不时端详着背上的孩子，一边跟茶商讨价还价。两件事她都没耽误。茶商让了一块钱。她把孩子往上颠了颠，笑了。

我没笑。我的镜头在抖动。

不是设备的问题。是我想起了一个数字：名山区茶农人均增收超过千元。千元，一个春天。这个数字，写进报告里叫“显著成效”，写进新闻里叫“丰收喜悦”。你把它摊到四十五天里，摊到每天弯腰上万次的采摘动作里，摊到凌晨三点的闹钟、两节电池的头灯、被露水泡白的脚底板里——你再告诉我，这叫什么。

我持续站在市场中央，茶农们从我两侧流过。绿色的背篓，花白的头发，黝黑的面孔，粗糙的双手。他们从我身边经过时，没有一个人看我。不是不礼貌，是没空。卖完这一篓，还得赶回茶园。气温一升，芽就老了。老了的叶子卖不起价钱。他们的整个春天，都在跟太阳赛跑，而且一次都不能输。

我想起蒙顶山上的茶园，一层一层，从山脚盘到云里。游客来了，说真美，像梯田一样。他们不知道，那些“梯田”的每一级，都是一个茶农的脊梁垫起来的。

我想起茶商收走的那些鲜叶。它们会被送到加工厂，杀青，揉捻，烘干，分级，装罐，贴上标签，运往全国各地，甚至漂洋过海。某一天，会有一个穿着讲究的人，用八十度的水冲开它们，闻香，观色，品一口，说：嗯，今年的明前茶不错。

只是，

他不知道那个凌晨三点上山的女人。

他不知道那个膝盖沾着红泥的老人。

他不知道那缺了半颗门牙的笑，那背着婴儿的讨价还价，那搪瓷缸里泡着的陈茶，那两节用到黯淡的头灯。

他不知道，一片叶子从枝头落到杯底，要走多远的路。

但我知道。

我的镜头知道。

离开红星镇那天傍晚，我翻看这些天拍的照片。

我没有拍到什么大场面。没有拍到茶艺表演，没有拍到穿汉服的采茶姑娘，没有拍到云海翻涌的茶园大片，没有做到拍摄人物个个精彩。

我的相机里装的，全是手，是脸，是背篓，是背影。我的相机里装的，全是手，是脸，是背篓，是背影，足足有128张人物瞬间。猛然间，《致敬·茶农——雅安红星镇首个百名茶农人物主题纪实摄影》专辑的策划构架涌上心头，而且，我也生平第一次对所有的拍摄人物未做任何删减，即便是有些作品确实存有瑕疵。我宁愿让所有的主人公都能够被看见！因为，这个时候，“被看见”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作品的艺术性本身。于是：

一双捧着鲜叶的手，指节粗大，茶汁渍进每一条裂缝，像大地的等高线。

一张对着镜头笑的脸，缺了牙，皱纹从眼角辐射出去，每一条都刻着阳光的方向。

一个挤在市场人群中的背影，背篓压弯了腰，但她站得很稳，稳得像蒙顶山上那棵长了千年的茶树。

⋯⋯

我把这些照片一张张翻过去，忽然想起一个老人告诉我的话。

他说：你知道吗，蒙顶山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两千多年前，吴理真在这里种下了第一棵茶树。从那时起，这片山上的人就开始种茶，采茶，制茶。一代一代，从来没有断过。

两千多年了。

两千多年，换了多少朝代，死了多少皇帝，改了多少年号。但这些种茶的人，一直就在这里。他们可能一辈子没走出过这片山，但他们的茶，走到了世界每一个角落。

他说完，点了一根烟，烟雾里他的脸忽明忽暗。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蒙顶山真正的高度，不是一千四百五十六米的海拔，而应该是两千年的时间，加上二十万茶农的脊梁。

我的相机拍不出两千年。

但我至少可以拍下这个春天，这个市场，这些张脸。

拍下他们怎样把一年的辛劳和希望装进背篓，从四面八方涌进一扇铁门。

拍下他们怎样为一斤合理的价钱露出缺了牙的笑。

拍下他们怎样用一双比蒙顶山的老茶树还要粗糙的手，托起中国茶文化的半部历史。

如果有人问我，你去雅安拍茶农，拍到了什么？

我会说——

我拍到了茶叶成为茶叶之前的样子。

也拍到了人成为人之前的样子。

那是被土地、阳光、雨水和时间反复淘洗之后，剩下的最坚硬、也最柔软的东西。

茶农叫它“本分”。

我叫它“值得被看见”。

五、红星镇的春天，是被硬生生唤醒的

红星镇的春天，总是从蒙顶山脚下的茶市，被硬生生唤醒的。

这一刻，我也读懂了“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的真正含义。

这片小小的茶叶，养活了红星镇的万千百姓，撑起了中国茶产业链最坚实的根基。而这些默默无闻的茶农，却是产业链中最底端、却最不可或缺的人。他们沉默、朴实、有韧性和透彻，把珍贵的春光与年华，都全都揉进了这片土地。

我们总在品茶的清香，赞茶的韵味，却从未见过，这杯茗香的背后，那些凌晨劳作的身影、饱经风霜的脸庞、被汗水浸透的衣衫里，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日常。

原来，雅安红星镇那些行走的“树叶”，从来不是供人观赏的风景，而是一个个鲜活、坚韧、努力生活的人们。

他们用最朴素的劳作，换取这片土地的希望；用最平凡的韧劲，续写着有关茶的故事。

他们，才是这片春天里，最值得被看见、被铭记的光。

而我能做的，不过是举起镜头、提起笔端，让更多人看到和知晓——那些行走的“绿色荷叶”，不是风景，是敬意无比的人。

他们把自己种在了山上，于是这山就有了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