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罗平 王国灿

核心提示: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片区组团发展新范式

近日,浙江省委农办、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指导意见》,省农业农村厅公布2025年首批(山区海岛县)省级重点村名单,加快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推动新时代“千万工程”再深化再提升。

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是指以重点村为节点,联结周边若干个地理区域相邻、资源禀赋相近、产业特色相似的村,推动“重点村+周边村”组团联动发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辐射带动,放大集聚效应,推动美丽乡村、美丽经济和美好生活有机融合,构建美丽成片、产业成群、服务成网的一体化发展格局,实现强村带弱村、先富带后富、区域共同富。

乡村片区组团发展作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实践创新,正在浙江省广袤的农村地区展现出蓬勃生机与活力。本文基于对浙江实践的深度调研,系统梳理了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演进历程、理论逻辑与典型模式,提炼出浙江经验的六大核心创新点,并针对当前面临的挑战提出优化路径,最后从全国视角探讨了浙江经验的普适性价值与推广启示。浙江实践表明,片区组团发展通过打破行政区划壁垒、促进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构建乡村发展共同体,为破解乡村“小散弱”难题提供了可行方案,也为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各地积极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发展路径,其中浙江省创新推出的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模式尤为引人注目。所谓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多个地理位置相邻、资源禀赋互补、发展条件相当的行政村打破传统行政区划界限,通过规划共绘、产业共兴、设施共建、服务共享、治理共抓等方式,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乡村共同体。这一模式既不同于传统的单村独斗式发展,也区别于简单的村庄合并,而是在保持各村自治主体地位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建立有效的协作机制实现区域联动发展。

浙江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行区和乡村振兴的排头兵,自2018年起在全省范围内系统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工作。经过六年多的实践探索,已形成了百余个特色鲜明、成效显著的乡村发展组团,如安吉“美丽乡村”示范区、淳安下姜片区、义乌李祖国际创客村片区等,这些案例不仅显著改善了当地农村面貌,提升了农民收入水平,也为全国乡村振兴提供了宝贵经验。据统计,浙江实施片区组团发展的区域农民收入增速平均比非组团区域高出2-3个百分点,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年均增长15%以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明显增强。

当前,我国乡村振兴已进入全面推进的关键阶段,但同时也面临着村庄规模小、布局散、实力弱等普遍性难题。全国约55%的行政村常住人口不足800人,村级集体经济空壳村占比仍较高,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居高不下。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浙江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创新实践,系统总结其经验做法与内在规律,对于破解乡村振兴中的共性难题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采用实地调研、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等方法,力图全面呈现浙江经验的丰富内涵,为全国乡村振兴提供有益借鉴。

一、浙江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演进历程与理论逻辑

历史演进:从自发探索到制度创新

浙江乡村片区组团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长期积累、渐进发展的过程,其演进轨迹与浙江农村改革发展的整体脉络深度契合。回溯历史,可以清晰地划分为三个特征鲜明的阶段:

第一阶段(2003-2010年)是自发萌芽期,以"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为标志。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谋划实施的这一工程,开启了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的先河。在这一阶段,部分地理位置相近的村庄开始尝试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如联合修建道路、供水系统等,但协作内容较为单一,缺乏制度化的合作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安吉县在这一时期已出现村庄间自发联合打造"美丽乡村"品牌的雏形,为后来的片区组团发展埋下了伏笔。

第二阶段(2011-2017年)是探索成型期,伴随着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的深入推进。这一阶段,在政府引导下,部分地区开始尝试更加紧密的村庄协作,协作内容从基础设施向产业发展、环境治理、文化传承等领域拓展。典型的如淳安县下姜村联合周边村庄共同发展乡村旅游,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片区联动格局。2015年,浙江省农办印发《关于推进美丽乡村片区化建设的指导意见》,首次在省级层面提出片区化发展理念,标志着这一模式开始进入政策视野。

第三阶段(2018年至今)是全面提升期,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片区组团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浙江省相继出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高水平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行动计划》《关于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将片区组团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在全省推广。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制度创新系统化、协作机制规范化、发展模式多样化。截至2023年底,浙江全省已形成186个特色鲜明的乡村发展组团,覆盖行政村1200余个,占全省行政村总数的近30%,片区组团发展已成为浙江乡村振兴的标志性实践。

理论逻辑:多维视角下的协同效应

乡村片区组团发展之所以能在浙江取得显著成效,源于其背后深刻的理论逻辑,这一模式有效回应了乡村振兴中的若干关键性问题。从规模经济理论看,片区组团发展通过扩大发展单元,实现了公共服务的规模效应和产业发展的集聚效应,解决了单村发展规模不经济的问题。研究表明,片区组团发展可使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提高30%以上,公共服务供给成本降低20%左右。

从协同发展理论分析,片区组团发展创造了"1+1>2"的协同效应。不同村庄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文化特色各异,通过科学组团可以实现优势互补、短板互强。如义乌市李祖村联合周边9个村庄打造"国际创客村"片区,李祖提供创客平台和商业配套,其他村分别发展特色种植、民宿餐饮、传统工艺等,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片区年接待游客量从组团前的不足5万人次增长到2023年的82万人次。

从治理现代化视角看,片区组团发展创新了乡村治理体系,通过建立联合党组织、片区发展理事会等协调机制,打破了"条块分割"的行政壁垒,提升了治理效能。绍兴市柯桥区漓渚镇6个村组建片区联合党委后,跨村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从60%提高到95%,群众满意度显著提升。

从城乡融合维度审视,片区组团发展通过整合资源、提升能级,增强了乡村对接城市要素的能力,促进了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城乡双向流动。宁波市鄞州区城郊6个村通过组团发展,吸引了23个城市资本项目入驻,带动1200余名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就业。

浙江实践表明,乡村片区组团发展不是简单的村庄合并或行政调整,而是基于发展规律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其核心是通过机制设计激发内生动力,通过结构优化释放发展潜能,通过制度创新突破发展瓶颈,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全新范式。

二、浙江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主要模式

多元模式:因地制宜的路径创新

浙江乡村片区组团发展在实践中形成了多样化的实现形式,根据组团动力源、协作紧密程度和功能定位的不同,可归纳为四种主要模式。这些模式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常常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浙江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丰富图景。

产业驱动型是浙江乡村片区组团发展中最普遍的模式,占比约45%。这种模式以特色产业为纽带,通过产业链上下游延伸或横向拓展,形成产业协同发展共同体。典型案例包括诸暨市珍珠产业片区、新昌县茶叶产业片区等。诸暨市山下湖镇依托全球最大的淡水珍珠产销中心,联合周边7个村庄打造珍珠产业片区,形成了珍珠养殖、加工、销售、设计、旅游全产业链,2023年片区珍珠产业总产值达350亿元,带动就业2.8万人。产业驱动型组团的关键在于找准主导产业,构建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避免同质化竞争。

文旅融合型模式占比约30%,主要依托自然景观、历史文化或民俗风情等资源,通过联合打造文旅品牌实现共同发展。代表性的有松阳县"传统村落"片区、天台县"唐诗之路"片区等。松阳县将县域内50个保存完好的传统村落整体规划、连片保护,打造"松阳传统村落"品牌,统一营销推广,实现了"单个村落资源有限,整体片区魅力无限"的效果,旅游收入年均增长40%以上。文旅融合型组团的成功要素在于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和差异化定位,避免千村一面。

生态共建型模式占比约15%,主要出现在生态敏感区或重要水源地等区域,通过生态环境联合保护与治理,实现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统一。淳安县千岛湖周边片区是典型代表,23个沿湖村庄联合成立环保联盟,统一制定护水公约,发展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既保护了千岛湖一湖秀水,又实现了农民增收致富。生态共建型组团的难点在于生态补偿机制的完善和绿色发展能力的提升。

城乡联动型模式占比约10%,主要发生在城市郊区或县域中心镇周边,通过与城市功能互补、要素互动实现融合发展。杭州市余杭区良渚新城周边8个村组成的"未来乡村"片区,通过与新城产业对接、设施联通、服务共享,形成了"城市有乡村更美好,乡村有城市更兴旺"的格局。城乡联动型组团的关键在于找准城乡功能互补点,构建双向流动的要素市场。

三、典型案例:浙江实践的生动缩影

安吉"美丽乡村"示范区是浙江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标杆性案例,其发展历程和经验具有典型性和启发性。安吉县自2008年起在全国率先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经过十余年探索,形成了"全域规划、片区联动"的发展模式。全县划分为7大示范片区,每个片区涵盖10-15个行政村,按照"一片区一主题一特色"的思路推进整体发展。

鲁家村片区是安吉"美丽乡村"示范区的典型代表,由鲁家村联合周边7个村庄组成,总面积达55平方公里。该片区创新实施了"三统一三分"机制:统一规划、统一品牌、统一营销;分村建设、分户经营、分项核算。在产业发展上,片区整体规划了18个家庭农场,各村根据资源禀赋分别发展特色农业、休闲旅游、研学教育等产业,通过小火车观光线路串联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在治理机制上,成立了片区联合党委和产业发展联盟,建立了利益分配、项目协调、监督考核等系列制度。经过多年发展,鲁家村片区农民人均收入从2011年的14700元增长到2023年的42700元,村级集体经济平均收入超过300万元,成为全国闻名的乡村振兴示范点。

鲁家村片区的成功经验可以概括为"四个一":一个科学的规划引领、一个强有力的协调机制、一个共享的品牌体系、一套合理的利益分配办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片区创新设计了"保底+分红"的利益分配模式,确保各村都能从片区发展中受益,弱小村庄也能分得一杯羹,有效解决了发展不平衡问题。

金华市义乌李祖国际创客村片区则展现了乡村片区组团发展在促进城乡融合方面的独特价值。该片区由李祖村联合周边9个村庄组成,依托毗邻义乌城区的区位优势和国际商贸城的市场优势,打造了"乡村创客"集聚区。片区发展采取了"乡村出空间、城市出资源、政府出政策、市场出资本"的四维联动模式,吸引了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156名创客入驻,培育了跨境电商、文创设计、农创体验等新兴业态。

李祖片区的特色在于构建了开放包容的发展生态:一方面通过盘活闲置农房、农田,为城市创客提供低成本创业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创客服务中心、举办国际创客大赛等,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片区还创新了"创客+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创客负责市场开发和产品设计,农户参与生产和加工,形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共同体。2023年,李祖片区接待游客82万人次,实现经营收入1.2亿元,带动周边500余户农户增收致富。

李祖案例表明,乡村片区组团发展可以通过扩大规模、提升能级,增强对接城市高端要素的能力,为乡村注入新理念、新模式、新业态,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这种模式对于城市周边乡村的振兴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淳安县大下姜片区组团发展:从贫困山村到共富样板的蜕变

大下姜片区位于淳安县西南部,涵盖枫树岭镇、大墅镇的25个行政村(2025年已优化调整为22个),总面积340平方公里。该片区曾面临"三难困境":

基础薄弱:2017年农民人均收入仅1.8万元,低于全省平均水平32%

资源分散:25个村平均集体经济收入不足15万元

生态制约:作为千岛湖水源涵养地,传统产业发展受限

通过"区域共富联合体"创新实践,2024年实现:

农民人均收入突破4.6万元,年均增长17%

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达5200万元,最强村突破300万元

获评"全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等20余项荣誉

核心创新机制(四大突破性实践)

"1+4"治理架构革命

联合党委(跨镇域成立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党委,县委书记任第一书记)

四大实体平台:

共富公司(统筹产业投资,已实施项目73个)

培训学院(培育新型农民1.2万人次)

文创联盟(整合62家经营主体)

生态银行(完成GEP交易1.8亿元)

产业生态圈构建

空间布局:形成"一心三带"(下姜核心+文创/农创/康养三大产业带)

特色矩阵:

农品升级:"大下姜"区域公用品牌覆盖25类产品,溢价率达40%

文旅融合:打造《遇见下姜》沉浸式演艺,年接待游客超150万人次

数字赋能:直播基地带动农产品电商销售占比达35%

"两入股三收益"分配模式

资源入股:整合闲置农房136幢、林地2.3万亩

资金入股:村民自愿筹资成立互助基金

收益渠道:保底租金+劳务工资+盈利分红(2024年户均增收3.6万元)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全国首创"GEP贷"金融产品,累计授信5.2亿元

建立水质-产业补偿机制,每年从旅游收入提取8%反哺生态保护

碳汇交易试点已储备林业碳汇12万吨

文化传承与创新

在大下姜片区的发展过程中,文化传承与创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片区通过打造《遇见下姜》沉浸式演艺等文化项目,不仅保护了传统文化,还吸引了大量的游客,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这种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展现了大下姜片区在发展过程中的独特魅力。

科技赋能与绿色发展

大下姜片区在发展中注重科技赋能,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提高了绿色产业的生产效率,降低了资源消耗。例如,通过建立直播基地,带动农产品电商销售,实现了产销对接的高效运行。这种科技与绿色发展的结合,为大下姜片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综上所述,大下姜片区通过生态保护与修复、绿色产业发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文化传承与创新以及科技赋能与绿色发展等策略,成功实现了生态与经济的共赢。这些经验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展现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的可能性。

三、浙江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经验总结与创新突破

1、制度创新:构建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

浙江在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过程中,制度设计层面的创新尤为突出,构建了一套系统完备、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为片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这些制度创新主要体现在四个关键方面:

规划引领机制是片区组团发展的首要基础。浙江摒弃了传统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式发展思路,强调"多规合一"的整体规划。每个片区都编制了系统的发展规划,统筹安排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确保片区发展"一盘棋"。规划编制过程中,特别注重村民参与和专家论证相结合,既尊重村民意愿,又保证规划的科学性。如江山市大陈乡片区在规划阶段就召开了30余次村民议事会,收集意见建议200多条,最终形成的规划方案获得了各村一致认可。这种参与式规划机制有效解决了规划"落地难"的问题。

组织协调机制是片区组团发展的核心保障。针对跨村协调难题,浙江探索了多种形式的联合治理架构。常见的包括片区联合党委、片区发展理事会、片区协调办公室等。这些机构一般由组团村的村干部、乡贤代表、经营主体代表等组成,负责重大事项协调、项目推进和日常管理。绍兴市上虞区岭南乡片区创新建立了"轮值主席"制度,由各村党支部书记轮流担任片区联合党委书记,既保证了决策的民主性,又增强了各村的责任感。据统计,浙江乡村片区组团中建立正式协调机制的占比达92%,这些机制有效化解了跨村矛盾,提高了协作效率。

利益分配机制是片区组团发展的关键纽带。浙江各地在实践中创造了多样化的利益共享模式,包括按资源投入比例分配、按绩效贡献分配、保底收益加分红等。杭州市临安区太阳镇片区建立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模式,将各村投入的土地、资金等量化折股,按股分红,2023年片区各村平均分红达85万元。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确保了发展成果公平共享,增强了组团的凝聚力和持续性。

政策保障机制为片区组团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浙江省市县三级都出台了支持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专项政策,包括财政奖补、用地保障、项目倾斜、人才支持等。省财政每年安排2亿元专项资金,采取"以奖代补"方式支持片区发展;对片区组团项目给予用地指标倾斜,允许跨村调剂使用建设用地指标;实施"两进两回"行动,鼓励科技进乡村、资金进乡村、青年回农村、乡贤回农村。这些政策形成了组合拳,为片区组团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实践创新:破解发展难题的关键突破

浙江乡村片区组团发展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六大创新突破,这些突破点既是浙江经验的核心所在,也是对其他地区最具借鉴价值的方面。

突破行政区划壁垒,构建发展共同体。浙江的实践表明,在不改变现有行政区划和村民自治格局的前提下,通过创新协作机制,完全可以实现跨村联合发展。浙江探索的"规划一张图、建设一盘棋、产业一条链、治理一张网"模式,有效破解了"行政区经济"的束缚。台州市黄岩区沙滩村片区将7个村的土地、山林、水域等资源整体规划,统一开发,形成了规模效应,使原本分散弱小的资源产生了聚合增值效应,片区旅游收入三年增长了5倍。

创新要素配置方式,激活沉睡资源。片区组团发展通过扩大资源配置半径,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一方面,通过建立片区统一的产权交易平台,促进土地、农房等资源跨村流转;另一方面,通过组团增强融资能力,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温州市永嘉县岩坦镇片区将12个村的闲置农房打包推向市场,引进专业公司统一开发民宿群,盘活农房256间,每户年租金收入达2万元以上。要素配置的创新使"死资源"变成了"活资产"。

重塑乡村产业体系,提升发展能级。片区组团发展改变了单村产业规模小、层次低、链条短的局面,通过产业整合升级,构建了更具竞争力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主要体现在:产业链条延伸,从单纯的生产向加工、流通、销售、服务等环节拓展;产业形态创新,发展乡村旅游、健康养老、文化创意等新业态;产业能级提升,引入新技术、新模式、新理念。衢州市柯城区九华乡片区将6个村的柑橘产业整合升级,发展果汁加工、观光采摘、电商销售等,使柑橘亩均收益从3000元提高到12000元。

优化公共服务供给,促进城乡均等。片区组团发展通过集中投入、共建共享,显著提升了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常见的做法包括:建立片区联合服务中心,集中提供医疗、养老、文体等服务;实行教师、医生等专业人员片区内统筹使用;联合举办文化活动,提高活动质量和影响力。丽水市莲都区老竹畲族镇片区联合建设了文体中心、养老服务中心和卫生院,服务覆盖周边8个村1.2万人,服务质量接近城市水平,群众满意度达95%以上。

创新乡村治理模式,提升治理效能。片区组团发展推动了乡村治理从"分散治理"向"协同治理"转变。联合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统筹片区重大事项;建立片区协商议事平台,促进民主决策;整合网格员、调解员等力量,提高治理效率。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片区建立了"片区联合党委—村党组织—网格党支部—党员中心户"四级组织体系,实现了治理资源整合和治理效能提升,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8%,比组团前提高20个百分点。

培育乡村人才队伍,增强内生动力。片区组团发展通过扩大发展平台,增强了乡村对人才的吸引力。一方面,通过建立片区培训中心,提升本地农民素质;另一方面,通过提供更大发展空间,吸引外来人才创业创新。金华市金东区澧浦镇片区联合建立了乡村振兴学院,培养新型职业农民1200余人;同时引进各类创业人才86名,创办企业53家,带动就业1500余人。人才队伍的壮大为片区持续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浙江经验表明,乡村片区组团发展不是简单的物理叠加,而是通过制度重构和机制创新产生的化学反应,其本质是乡村发展范式的根本转变,即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分散走向联合,从同质走向互补,从低效走向高效。这种转变释放了乡村发展的巨大潜能,为乡村振兴开辟了新路径。

四、当前面临的挑战与优化路径

1、现实挑战:发展中的问题与困境

尽管浙江乡村片区组团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深入推进过程中仍面临着多重挑战,这些问题既有来自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也有发展能力不足的制约,还有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新考验。系统分析这些挑战,对于完善发展模式、推动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协调成本高企是片区组团发展面临的首要难题。由于各村发展基础、利益诉求、工作习惯不同,在决策协调、项目推进、利益分配等环节常常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沟通协商。调研发现,一个涉及5-6个村的片区,每年用于协调的会议平均达50余次,部分村干部反映"协调工作占用了太多精力,影响了本村事务的处理"。协调成本高的原因在于缺乏权威高效的协调机构,现有联合组织多为松散型联盟,决策效率和执行力有限。此外,村级组织换届带来的工作衔接问题也增加了协调难度,新上任村干部有时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融入片区协作体系。

利益分配不均是影响片区组团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虽然各地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利益分配机制,但由于各村资源禀赋、投入力度、贡献程度不同,利益分配很难做到完全公平合理。常见的问题包括:资源禀赋优越的村认为自己在"扶贫"弱小村庄;投入大量资源的村感觉回报不足;地理位置边缘的村觉得受益有限。如某茶叶产业片区中,核心村因拥有茶叶交易市场获得大部分收益,周边生产村获益相对较少,导致生产村积极性下降。利益分配问题若处理不当,轻则影响协作效果,重则导致组团解体。

产业同质竞争是片区组团发展中的潜在风险。部分片区在产业布局上缺乏科学规划,各村产业定位不清晰,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同质化竞争。如某乡村旅游片区,7个村都发展农家乐和民宿,客源争夺激烈,最终演变为价格战,整体效益下滑。产业同质化的根源在于对差异化发展认识不足,片面模仿成功案例,忽视自身特色培育。此外,部分地区急于求成,引入与本地资源禀赋不符的产业,难以形成持续竞争力。

人才支撑不足制约了片区组团发展质量的提升。片区组团发展对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既需要懂现代农业、乡村旅游、电商物流等专业人才,也需要善于跨村协调、资源整合的管理人才。然而现实情况是:本土人才外流严重,留守人员年龄老化、知识结构陈旧;外来人才引进难、留住更难,特别是偏远地区更是如此。丽水市某片区负责人坦言:“我们最缺的是有市场眼光、懂现代经营的管理人才,现在很多项目因为缺乏人才而难以推进。”人才短缺导致部分片区发展规划落地困难,经营管理粗放,发展后劲不足。

政策衔接不畅也给片区组团发展带来了制度性障碍。现行很多政策是按行政区划设计的,与片区组团发展的跨区域特征不相适应。例如,财政资金使用往往要求精确到村,难以支持跨村项目;用地指标分配以行政村为单位,难以在片区范围内统筹使用;统计考核也主要针对单个村庄,片区整体发展成效难以体现。这些政策壁垒限制了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削弱了片区组团发展的制度优势。此外,不同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不足,也导致了项目重复建设或支持空白。

可持续性挑战是片区组团发展面临的长远考验。部分片区过度依赖政府投入和外部支持,自身造血功能不足;一些片区缺乏长期发展规划,存在短期行为;还有的片区过度商业化,失去了乡村特色和文化底蕴。如何实现经济收益、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的平衡,如何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村民参与的可持续发展机制,是片区组团发展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

2、优化路径:面向未来的策略选择

针对上述挑战,浙江各地正在积极探索创新性解决方案,这些实践探索为完善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模式提供了有益借鉴。基于浙江实践和乡村振兴规律,未来优化乡村片区组团发展应从以下六个方面着力:

完善治理架构,降低协调成本。应构建更加权威高效的片区治理体系,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具体措施包括:强化联合党组织建设,由乡镇干部担任书记,增强协调权威;设立专职协调机构,配备专职人员,负责日常协调工作;建立数字化协同平台,提高沟通效率;制定片区运行章程,明确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杭州市某片区创新建立了"线上议事厅",通过数字化手段大幅提高了协调效率,值得推广。同时,应加强对村干部的培训,提高其跨村协作意识和能力,并将片区协作成效纳入村干部考核内容,增强协作动力。

创新利益联结,促进公平共享。应设计更加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确保各村公平受益。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建立资源资产台账,量化各村投入,作为分配依据;设立片区发展基金,提取一定比例收益用于支持弱小村庄发展;推广“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绩效奖励”的复合分配模式;探索建立跨村补偿机制,对生态保护村、粮食生产村等给予合理补偿。宁波市某片区建立了“资源价值评估体系”,对各村投入的土地、生态、文化等资源进行科学评估,作为利益分配依据,有效解决了分配不公问题。此外,应增强利益分配的透明度和参与度,建立村民代表参与的分配监督机制。

强化规划引领,推动差异发展。应加强片区发展规划的科学性和约束力,引导差异化、特色化发展。重点包括:聘请专业团队编制规划,深入分析资源禀赋和市场趋势;明确各村功能定位和产业方向,避免同质竞争;建立规划实施评估机制,定期检查规划执行情况;保持规划适度弹性,适应环境变化。温州市某片区聘请高校团队编制了产业发展规划,为每个村确定了特色主导产业,形成了互补发展格局,片区总产值三年翻了一番。规划编制应充分听取村民意见,反映村民诉求,提高规划的可接受性和可执行性。

加强人才培育,增强发展动能。应构建多层次人才支撑体系,破解人才瓶颈。具体策略包括:实施“本土人才”培养计划,选拔培养一批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建立“返乡人才”激励机制,在用地、融资、培训等方面给予支持;创新“外来人才”共享模式,通过柔性引进、项目合作等方式利用外部智力资源;建设片区人才服务中心,提供全方位服务。绍兴市某片区联合高校建立了乡村振兴实践基地,每年培训本土人才200余名,引进创业团队20余个,为片区发展提供了坚实人才支撑。同时,应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和发展条件,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

推动政策创新,破除制度壁垒。应加大政策创新力度,为片区组团发展创造良好制度环境。主要举措包括:设立片区组团发展专项资金,支持跨村项目建设;允许用地指标在片区内调剂使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调整统计考核办法,增设片区发展评价指标;加强部门政策协调,形成支持合力。省级层面可考虑制定乡村片区组团发展促进。

五、浙江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几点启示

浙江省通过创新“乡村片区组团”模式,打破行政村界限,推动资源整合与协同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实践参考。其核心启示可总结为以下五点:

1.规划引领,统筹资源优化配置

浙江以县域或镇域为单位编制片区发展规划,明确功能定位与产业分工,避免同质化竞争。例如,安吉县“大余村”片区通过统一规划,整合6个行政村资源,打造全域旅游产业链。启示:需强化顶层设计,通过跨区域规划实现基础设施、生态保护等资源的共建共享。

2.产业协同,培育特色集群经济

片区组团注重差异化发展,形成“一村一品、片区联动”的产业生态。如淳安县下姜村联合周边村庄发展民宿、农业观光等互补产业,实现产值倍增。启示:乡村振兴需跳出单一村庄思维,通过产业链延伸和品牌共建提升整体竞争力。

3.党建引领,创新治理机制

浙江推行“党建联建”模式,成立片区联合党委,统筹协调土地、资金等要素。义乌市李祖村通过片区党委整合政策资源,带动周边10个村共同富裕。启示:跨行政协同需突破制度壁垒,建立利益共享与责任共担机制。

4.数字赋能,提升公共服务效率

依托数字化平台推动片区治理现代化。例如,德清县通过“数字乡村一张图”实现片区环境监测、物流配送等智慧化管理。启示:技术赋能可缩小城乡差距,但需注重普惠性,避免数字鸿沟。

5.生态共保,绿色发展可持续

浙江将生态保护作为片区组团的前提,如千岛湖片区通过联合治水、统一环保标准保护水源地。启示:乡村振兴需坚持生态优先,通过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实现长效保护。

总而言之,浙江模式的核心在于“协同化、市场化、可持续化”,为全国提供了从“单村突围”到“片区共赢”的转型路径。未来需进一步深化土地、金融等配套改革,推动城乡融合向更高水平发展。

(作者:张罗平系清华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能源互联网创新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投资协会新基建投资专业委员会智库专家;王国灿系中国法学会会员、中国县域网高级顾问,浙江理工大学浙江省生态文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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