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江
在当代思想文化领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法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王国灿,以其深厚的学术积淀、敏锐的社会洞察和独特的文学表达,构建了一套融合基层治理实践与哲学思考的学术体系。他的三部代表性著作——《人间有正气》《枫桥经验——走向世界和谐的法宝》《思想者》——如同三颗璀璨的明珠,分别从道德伦理、社会治理和哲学思辨三个维度,折射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智慧光芒。这些作品不仅扎根于浙江本土的实践土壤,更将目光投向全球治理的宏大命题,形成了兼具地方特色与普世价值的“思想-实践-伦理”三维框架。本文将从这三部著作的核心要义出发,系统剖析其理论创新、实践价值与时代意义,揭示王国灿如何在文化长河中扮演“摆渡人”角色,将中国基层治理的智慧淬炼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
一、道德重建的文学宣言:《人间有正气》的精神内核
《人间有正气》作为王国灿的杂文评论集,以“正气”为核心构建了一套针砭时弊、激浊扬清的道德话语体系。这部作品超越了传统杂文的批判功能,形成了“批判-建构-引领”的三重叙事结构,在社会转型期扮演着价值导航的重要角色。王国灿在书中提出:“为人要直,作文要曲”,这一创作理念既体现了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又展现了文学表达的审美追求。他善用史典论理,将儒家“浩然正气”的精神传统与现代社会的道德困境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正气说”。
批判锋芒与现实关怀构成《人间有正气》的显著特征。王国灿对社会现象的剖析入木三分,尤其对“假丑恶”现象的揭露直指病灶。他通过犀利的笔触批判教育不公、官僚主义、道德滑坡等社会弊端,同时以建设性态度探讨解决方案。如对“病童候诊痛苦躺地无人让”的社会冷漠现象的抨击,不仅停留在道德谴责层面,更深入剖析了其背后的制度缺失与文化根源。这种“柔中带刚、绵里藏针”的文学风格,使他的批判既有思想的锐度,又保持了人文的温度。
《人间有正气》的价值重建功能体现在对传统道德资源的现代转化上。王国灿从儒家伦理中提炼出“正直、正义、正派”的核心价值,赋予其当代内涵。他特别强调“正气”不仅是个人修养,更应成为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书中通过大量现实案例,如对“交警拔枪逼停酒驾”等事件的评论,探讨了法治与德治的边界问题,提出了“法理情”相统一的治理思路。这种思考超越了简单的道德说教,形成了具有操作性的伦理实践方案。
在文学表达上,《人间有正气》展现了哲理性与文学性的完美融合。王国灿的杂文语言流畅而富有张力,既有“用血喷出的火焰”般的激情,又有层层递进的理性思辨。他擅长通过小切口展现大主题,如从“国足比赛”这一文化现象切入,探讨民族精神与集体认同的深层问题。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策略,使严肃的社会议题变得生动可感,增强了作品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人间有正气》的时代意义在于,它为道德焦虑的现代社会提供了一剂精神良方。在价值多元、共识难寻的当下,王国灿通过回归文化根脉,重建了“正气”这一核心价值坐标。他既批判了功利主义对道德领域的侵蚀,又避免了空洞的道德高调,而是将正气落实为具体的行为准则和制度设计。正如评论所述,读这些散文、杂文,“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作者思想的锋芒和鲜明的立场,做人做事的原则,处世为文的宗旨”。这种既有破又有立的道德叙事,使《人间有正气》成为转型期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读本。
二、乡土智慧的全球表达:《枫桥经验》的治理哲学
《枫桥经验——走向世界和谐的法宝》代表了王国灿对中国特色基层治理模式的系统性思考与理论提升。这部著作将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浙江诸暨枫桥镇的“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的朴素智慧,淬炼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治理哲学,完成了从地方实践到全球价值的理论跨越。王国灿以历史学家的深邃目光和文学家的生动笔触,让“枫桥经验”这一原本局限于基层调解的治理方法,升华为解读“中国之治”的重要密码。
枫桥经验的本土基因构成了该书的实践基础。王国灿深入枫桥镇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土壤,揭示了这一经验背后的社会机理。他特别强调“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调解方法,更是一种“以民为本”的治理哲学。在书中,读者仿佛能踏入枫桥镇的青石板巷,感受“发动群众共织社会经纬”的生动实践,体悟村规民约如何构建乡土社会的契约精神。通过对帮扶刑满释放者、外来务工者“荣誉镇民”制度等案例的分析,王国灿展现了枫桥经验如何让“和合之道”从文化理念转化为治理效能。
《枫桥经验》的理论创新体现在将地方性知识提升为普适性范式。王国灿突破了就事论事的经验总结,而是构建了“文化-制度-主体”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他提出的“五维契约联合体”概念,以“使命共识、职责共担、权力共决、资源共用、成果共享”为内核,为乡村治理提供了系统化解决方案。这一模式既尊重村民自治的传统智慧,又融入现代治理的法治元素,形成了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转化。正如他所言:“枫桥的溪流终将汇入人类文明的江河”,这种本土经验的全球化表达,体现了中国学者的理论自信。
王国灿在书中对数字化治理的前瞻性思考尤为可贵。他敏锐地指出,技术赋能必须与人文关怀相结合,否则就会陷入工具理性的陷阱。在分析浙江“农旅融合”实践时,他既肯定了数字化带来的效率提升,又警示了技术可能对社区纽带的削弱。这种辩证思维使《枫桥经验》超越了简单的经验介绍,成为一部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治理学著作。
全球治理的东方智慧是《枫桥经验》的终极关怀。王国灿大胆地将枫桥经验置于世界文明对话的语境中,探讨其如何回应全球面临的治理困境。他认为,枫桥经验中蕴含的“预防为主、调解为先”理念,对解决种族冲突、宗教矛盾等世界性难题具有启发意义。特别是在全球化遭遇逆流、民粹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枫桥经验提供的“多元共治、和谐共生”模式,为人类社会提供了超越对立思维的第三种可能。这种将乡土智慧与全球议题相勾连的理论勇气,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类情怀。
《枫桥经验》的实践价值已在各地推广中得到验证。作为浙江法治工作的典型案例,“枫桥经验”从“平安浙江”到“法治浙江”的建设路径已被证明具有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王国灿的贡献在于,他不仅记录了这一经验的历史脉络,更通过理论提炼使其成为“可供复制、可供推广的建设经验与启示”。这种基于实践又超越实践的理论工作,正是《枫桥经验》一书的独特价值所在。
三、思想苍穹的哲思之光:《思想者》的跨界对话
《思想者》作为王国灿的沉思之作,展现了一位学者在“法治中国”“乡村振兴”“ 文化浙江”等时代议题上的深刻洞察。与《枫桥经验》的实践取向不同,《思想者》更多体现了王国灿“仰望星空”的一面,他以跨界思维穿梭于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个领域,在每一片“议题丛林”的叶脉上刻下思想的年轮。这部作品既是对浙江改革创新的理论总结,也是对现代性困境的哲学回应,形成了“问题-分析-建构”的完整思考链条。
社会治理的人本维度是《思想者》的核心关切。王国灿在探讨治理问题时,始终将“人”的尊严与幸福作为终极标准。他尖锐地指出:“治理的终极目的,是让每一粒尘埃都找到归宿,让每一颗心灵都触摸尊严”。这种人文主义的治理观,打破了技术治理的迷思,将制度设计重新锚定在人的全面发展上。书中对“法治与德治共舞”的探讨,既肯定了规则之治的必要性,又强调了文化认同的基础作用,为“刚柔并济”的治理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撑。
《思想者》对乡村振兴的思考具有前瞻性和系统性。王国灿提出,乡村振兴不能简化为经济项目,而应是文化赋能与"乡愁记忆"的全面复苏。他通过对“美丽乡村”“特色小镇”“ 田园综合体”等浙江实践的分析,提炼出“文化引领、产业支撑、治理保障”的乡村发展逻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古城古镇古村落保护”的呼吁,不是出于怀旧情绪,而是基于文化多样性与地方认同的理性考量。这种将“传统”与“现代”创造性结合的思路,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文化路径。
在数字化浪潮面前,《思想者》表现出难得的辩证思维。王国灿既看到技术变革为农旅融合带来的新机遇,又警惕工具理性对人文价值的侵蚀。他主张数字化应当服务于人的需求,而非让人沦为技术的附庸。这一观点在人工智能突飞猛进的今天尤为可贵,为科技伦理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书中对“特色中医药大健康”与数字技术结合的探讨,更体现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的融合可能。
《思想者》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其跨界融合的思维方式。王国灿打破了学科壁垒,将法学思维、文学表达与哲学反思熔于一炉。例如,在讨论“一带一路”倡议时,他不仅分析其经济逻辑,更挖掘其文化内涵,提出了“文明互鉴”的深层价值。这种多维度的思考方式,使《思想者》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思想交响乐”,各个主题既独立成章,又相互呼应。
作为对时代命题的回应,《思想者》展现了知识分子的担当与远见。王国灿不满足于现象描述,而是直指问题的本质。他对“社会公平”的探讨,超越了简单的分配正义,深入到了机会公平与能力建设的层面;对“社区治理”的分析,既肯定了居民参与的重要性,又指出了制度保障的关键作用。这种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的思考,使《思想者》成为解读当代中国的重要文本。
四、三部著作的互文与超越:王国灿的方法论体系建构
王国灿的《人间有正气》《枫桥经验——走向世界和谐的法宝》《思想者》三部著作虽各有侧重,但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思想体系。这三部作品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互文关系,形成了“伦理-实践-理论”的三维架构,全方位回应了当代中国面临的挑战。透过这三重视角,我们可以更完整地把握王国灿的思想脉络与学术贡献。
价值基础与实践智慧的辩证统一是三部著作的内在联系。《人间有正气》奠定的道德伦理为《枫桥经验》的治理实践提供了价值导航,而《枫桥经验》的案例素材又为《思想者》的理论抽象提供了经验支撑。反过来,《思想者》中的哲学思考又提升了前两部作品的思想高度,形成了良性循环。例如,“正气”理念在《枫桥经验》中转化为“以民为本”的治理原则,而在《思想者》中又升华为“人的尊严”的哲学命题。这种层层递进的概念发展,展现了王国灿思想的系统性与连贯性。
三部著作共同体现了本土经验与全球视野的融合。从《人间有正气》对儒家伦理的现代诠释,到《枫桥经验》对地方智慧的全球表达,再到《思想者》对文明对话的哲学思考,王国灿始终在“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辩证思维中探索。他笔下的“枫桥经验”既是浙江乡村的具体实践,又蕴含着解决全球治理难题的普遍智慧; “正气”观念既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又回应了人类共同的道德关切。这种“接地气”又“通天气”的学术品格,使王国灿的作品具有特殊的文化穿透力。
在方法论层面,三部著作展示了“文学表达-实证研究-哲学思辨”的多维方法集成。《人间有正气》以文学化的杂文形式传递思想,《枫桥经验》基于扎实的田野调查,《思想者》则采用更为抽象的哲学论证。王国灿能够根据议题性质灵活运用不同方法,既不囿于单一的学术范式,又保持了严谨的学术标准。这种方法的多元性,使他的作品既具有专业深度,又拥有广泛的读者群。
三部著作共同构建了批判与建设的双重维度。王国灿不满足于现象批判或经验总结,而是致力于提出建设性方案。《人间有正气》在揭露社会弊端的同时倡导“正气”回归;《枫桥经验》在分析治理难题的基础上提出“五维契约联合体”等创新模式;《思想者》在反思现代性困境时探索“文化赋能”等解决路径。这种“破立结合”的思维方式,体现了知识分子“不抱怨、只建设”的积极姿态。
从学术传承与创新的角度看,三部著作代表了当代中国知识生产的某种范式转变。王国灿既承接了传统士大夫“文以载道”的使命感,又赋予了学术研究以现代规范;既扎根中国实践,又参与全球对话;既保持学术独立,又关切现实问题。这种“守正创新”的学术路径,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有益借鉴。
五、时代创新的光芒:王国灿著作的价值
王国灿的《人间有正气》《枫桥经验——走向世界和谐的法宝》《思想者》三部著作,以其独特的理论视角、丰富的实践内涵和深刻的人文关怀,在当代中国思想界形成了独特的光芒。这些作品不仅回应了特定领域的问题,更从整体上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透过对其当代价值的挖掘,我们可以更全面地认识这些著作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
文化自信的理论表达是王国灿著作的显著特征。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价值是一个重大课题。王国灿通过《枫桥经验》将地方治理实践提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治理智慧,通过《人间有正气》将传统道德资源转化为现代价值体系,通过《思想者》将浙江经验升华为对中国道路的理论思考。这种"自下而上"的理论建构路径,避免了生硬的概念移植,而是让理论自然生长于中国的文化土壤之中,展现了"东方气度"的文化自信。
王国灿的作品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平衡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技术与人文等多重关系,是摆在实践者面前的难题。《枫桥经验》中提出的“五维契约联合体”模式,《思想者》中倡导的“文化赋能”理念,以及《人间有正气》强调的道德支撑,共同构成了系统化的治理思路。这些思想在浙江“美丽乡村”“ 平安浙江”等实践中已经得到验证,为全国范围内的治理创新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人文精神的守护与弘扬方面,王国灿的著作具有特殊价值。在工具理性膨胀、功利主义盛行的当下,他的作品始终保持着对人本身的高度关注。《思想者》中“让每一颗心灵都触摸尊严”的呼吁,《人间有正气》对“真善美”的讴歌,以及《枫桥经验》中对“和合之道”的推崇,共同构筑了一道人文精神的防线。这种将制度设计与价值关怀相结合的思想取向,对于纠正“见物不见人”的发展偏向具有积极意义。
王国灿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对学术创新具有启发意义。他打破了文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壁垒,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跨界对话”风格。《人间有正气》将杂文艺术与道德哲学相结合,《枫桥经验》让田野调查与理论建构相互滋养,《思想者》则实现了政策研究与哲学思考的有机统一。这种不受学科局限的问题导向研究,代表了学术创新的重要方向。
从全球话语权建构的角度看,王国灿的著作提供了一种“以我为主、兼容并蓄”的叙述策略。他既不盲目追随西方理论潮流,又不陷入狭隘的本土主义,而是立足中国实践,参与全球对话。《枫桥经验》将中国基层智慧推向世界治理舞台,《思想者》在全球议题中注入中国视角,《人间有正气》则从儒家伦理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资源。这种既保持文化主体性又开放包容的学术姿态,对于提升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具有示范意义。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正大光明,天地人和。王国灿著作的持久生命力在于其问题意识的现实性与思考的深刻性。他所探讨的道德重建、社会治理、文化传承等议题,不仅关乎当下,也将长期伴随中国现代化进程。正如他所言:“文明的意义,不在于守护灰烬,而在于传递火种”。这三部著作正是他所传递的思想火种,必将在乡村振兴、文化复兴、治理现代化等历史进程中持续发光发热,启迪更多后来者。
六、结论与展望
新时代,新征程。在回望王国灿《人间有正气》《枫桥经验——走向世界和谐的法宝》《思想者》三部著作的思想旅程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勤奋著述的学者,更是一位在文化长河中执着前行的“摆渡人”。正如评论所述,王国灿的身影“既穿梭于书斋的墨香间,又流连于乡野的阡陌中”,将“历史的厚重与时代的鲜活悄然缝合”。这种独特的学术品格与思想姿态,使他的作品在当代中国思想版图上占据了特殊位置。
王国灿的学术贡献在于他构建了一套融合价值伦理、治理实践与哲学思考的完整框架。《人间有正气》确立了社会运行的道德基础,《枫桥经验》提供了基层治理的实践方案,《思想者》则提升了问题思考的理论高度。这三部作品相互支撑、彼此呼应,形成了理解"中国之治"的钥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灿始终将浙江这片改革热土作为思想实验室,从“枫桥经验”到“美丽乡村”,从“文化浙江”到“平安浙江”,他将地方实践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成果。这种“立足本土、放眼全球”的学术路径,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与理论自信。
作为方法论的启示,王国灿展示了文学表达与学术研究的创造性结合。他的作品既有散文般的诗意语言,将“坚硬的制度逻辑化作柔软的人文叙事”,又有严谨的学术论证,构建起系统化的理论框架。这种“冷眼观世,热肠著文”的写作风格,打破了学术与大众的藩篱,让深刻的思想以可感的形式抵达更多读者。特别是他将田野调查、文献研究、哲学思辨等多种方法融会贯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王国灿式”研究范式。
王国灿的人格魅力同样渗透在他的著作之中。阅读这三部作品,我们能感受到作者“怒向刀丛觅小诗”的锋芒与“俯仰天地,洞晓人生”的哲思的统一。他对社会弊端的批判犀利而不偏激,对基层实践的关注热忱而不盲目,对理论问题的思考深刻而不晦涩。这种既有学者风范又具人文情怀的精神气质,使他的作品超越了单纯的学术价值,具有更广泛的精神感召力。
面向未来,王国灿著作的时代价值将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而不断显现。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治理体系现代化加快推进、文化自信不断增强的背景下,他提出的“文化赋能”“五维契约联合体”“正气回归”等理念,将继续为实践提供理论指引。特别是在全球治理面临多重挑战的今天,《枫桥经验》所蕴含的“和合之道”、《思想者》所倡导的文明对话、《人间有正气》所弘扬的共同价值,都将为人类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东方智慧。
“暮色中,我们看到王国灿作家仍伏案书写,精神极佳。窗外的玉兰开了又谢,而他笔下的文化长卷,却在时光中愈发丰盈”。这段诗意的描述恰如其分地概括了王国灿先生的治学人生与思想品格及魅力。他的三部著作如同三颗明珠,在新时代的天空中交相辉映,持续闪耀着创新的光芒。这些作品所承载的价值理念、治理智慧和哲学思考,必将在文化传承与社会变革的长河中,继续发挥“摆渡人”的重要作用,期待在日益多元的文化语境里,王国灿作家的作品会谱写出属于这个时代的崭新精神华章,连接历史与未来,沟通中国与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