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江
王国灿先生的《思想者》与《枫桥经验——走向世界和谐的法宝》两部著作,以文化自觉与哲学思辨为核心,从中国基层治理实践出发,构建了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治理的学术框架。
本文从文化特质与哲学思维两个维度,分析其作品中“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和合共生”的文化内核,以及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探讨其对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与全球治理的理论创新及贡献。
一、文化特质: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共生
1.“礼法并用”的治理传统与当代转化
在《枫桥经验》中,王国灿以浙江诸暨枫桥镇的基层治理实践为基点,揭示了“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这一模式的文化根源。他指出,枫桥经验并非简单的技术性调解手段,而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礼法并用”思想的现代延续。例如,“村规民约”作为契约精神的载体,既保留了儒家“以和为贵”的伦理内核,又通过现代法治框架实现了制度创新,形成“德治与法治共舞”的治理格局。这种转化体现了传统“无讼”理念与当代法治文明的深度融合,既强调“法理底蕴”,又注重“情理兼容”,使乡土社会的“和合之道”升华为全球治理的东方智慧。
2.乡愁记忆与文化赋能
王国灿在《思想者》中提出“文化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支撑”,强调通过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实现乡村振兴。他以“乡愁”为纽带,将“五维契约联合体”模式(使命共识、资源共用、成果共享等)与地方文化符号(如《南方有沉香》中的“沉香”隐喻)相结合,构建了“文化赋能”的治理路径。这种路径不仅是对乡村经济振兴的回应,更是对“文化根脉”的守护,展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命力。
3.全球视野与本土实践的对话
《枫桥经验》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将地方经验提升为全球治理的普适性话语。王国灿提出“枫桥的溪流终将汇入人类文明的江河”,通过“和合之道”的东方哲学,将调解纠纷的“小事不出村”实践转化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和谐密码”,体现了“从特殊到普遍”的文化逻辑。这种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叙事策略,既彰显文化自信,又为西方中心主义的治理模式提供了替代性方案。
二、哲学思维:实践理性与辩证统一
1.“知行合一”的实践哲学
王国灿的写作始终贯穿着“从实践中来,到思想中去”的方法论。《枫桥经验》以具体案例为“砖石”,《思想者》以理论思辨为“明灯”,二者形成“实践—理论”的闭环。例如,他对数字化治理的辩证思考:一方面肯定技术赋能“农旅融合”的效率,另一方面警惕工具理性对人文温度的侵蚀,体现了“冷眼观世,热肠著文”的实践理性。这种思维模式继承了王阳明“事上磨练”的哲学传统,强调理论必须扎根于现实土壤。
2.矛盾统一的辩证逻辑
在分析社会治理时,王国灿善于捕捉对立范畴的辩证关系。例如,他提出“法治与德治共舞”“传统与现代共生”“全球与本土交融”等命题,均以“对立统一”为内核。在《思想者》中,他批判数字化浪潮可能导致的“人文异化”,同时主张通过技术手段优化治理流程,这种“批判性拥抱”体现了黑格尔“扬弃”哲学的当代应用。
3.民本思想与共同体伦理
王国灿的哲学底色深植于儒家民本思想。他在《思想者》中强调“治理的终极目的是让每一颗心灵触摸尊严”,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具象化为“五维契约联合体”中的“成果共享”机制。此外,他借鉴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提出“乡村共同体”概念,主张通过文化认同与利益共享构建“命运共识”,实现了传统民本思想与现代共同体伦理的嫁接。
三、王国灿著作价值评估与未来潜力
王国灿先生的《思想者》与《枫桥经验——走向世界和谐的法宝》两部著作,分别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构建了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智慧体系,其价值不仅体现在对当前社会治理的指导意义,更对未来全球治理模式创新也具有深远影响。以下从核心内容、现实价值及未来潜力三方面展开评估:
(一)核心内容与思想框架
《枫桥经验——走向世界和谐的法宝》
该书以浙江诸暨枫桥镇20世纪60年代诞生的“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的基层治理模式为研究对象,提炼其“以民为本”的哲学内核。王国灿将枫桥经验升华为全球治理的“东方密码”,强调通过村规民约、群众参与和法治融合实现社会自我调节,并将“和合之道”视为化解国际冲突的良方。例如,书中提出通过包容性政策(如“荣誉镇民”制度)促进多元主体和谐共处,体现了中国式治理的柔性智慧。
《思想者》
该书以哲学思辨为基调,探讨“法治中国”“乡村振兴”“数字化浪潮”等议题,提出“五维契约联合体”治理模式(使命共识、资源共用、成果共享等),强调文化赋能与乡愁记忆对乡村治理的复苏作用。同时,王国灿辩证看待技术革新,既肯定数字化推动“农旅融合”的潜力,又警示工具理性对人文温度的侵蚀,主张在法治与德治的平衡中守护人性尊严。
(二)当今价值评估
1.基层治理的实践指南
《枫桥经验》为当前中国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范式。其“发动群众共织社会经纬”的理念,通过村规民约构建契约精神,已在多地推广并取得实效,例如矛盾化解率提升、社区自治能力增强。
《思想者》提出的“五维契约联合体”模式,通过党建引领与多元主体协同(如乡贤、企业、村民),为乡村振兴注入制度活力,尤其在浙江的“农旅融合”实践中成效显著。
全球治理的东方智慧
王国灿将枫桥经验定位为“全球和谐对话的无声宣言”,其“和合之道”与协商调解机制,为国际社会解决种族、宗教、移民等复杂矛盾提供了非对抗性方案。例如,书中对帮扶刑满释放者的温情叙事,展现了社会治理中的人本关怀,这一理念在西方冲突频发的背景下更具借鉴意义。
2.文化自信的学术支撑
两书均强调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枫桥经验》以儒家“德治”思想为底色,而《思想者》则通过“乡愁记忆”激活乡村文化基因,为乡村振兴提供精神动力。这种“破立结合”的路径(批判现实弊端的同时提出文化解决方案),彰显了东方治理的文化自信。
(三)未来潜力与挑战
数字化治理的深化空间:王国灿在《思想者》中提出的“数字化与人文平衡”议题,为未来智能社会治理提供了前瞻性框架。例如,利用大数据优化乡村公共服务的同时,需警惕技术异化对社群关系的瓦解,这一矛盾或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
全球化语境下的适应性拓展:枫桥经验的“就地解决”模式需结合不同文化背景进行本土化调整。例如,在跨国社区治理中,如何将“群众参与”转化为“多元文化共治”,仍需进一步探索。
制度创新的持续需求:“五维契约联合体”模式虽具创新性,但其在跨区域协作、利益分配机制等方面的实践细节仍需完善。未来需结合区块链等新技术,构建更透明的契约执行体系。
四、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王国灿先生《思想者》与《枫桥经验》二部书的学术意义,在于其突破了“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框架,以文化自觉与哲学思辨构建了社会治理的“第三条道路”。这两部书,既是乡土中国的治理史诗,也是全球文明的对话文本。《枫桥经验》以实践智慧缝合历史与当下,《思想者》以哲学之光叩问现代性困境,两者共同构建了“知行合一”的治理哲学。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文化根脉的守护与创新,为人类社会的和谐共处提供了兼具东方特色与普世意义的解决方案。未来,随着数字化与全球化的深入,这两部著作的理论深度与实践广度将进一步凸显,成为社会治理领域不可忽视的经典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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